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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澳大利亚“向中国靠拢”呼声高涨
外媒称，惠特拉姆时代（1972年-1975年）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说，唐纳德·特朗普的上任使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分歧暴露无遗，这应该会促使堪培拉谋求与北京建立更值得信任的关系。
据《悉尼先驱晨报》3月15日报道，斯蒂芬·菲茨杰拉德在惠特拉姆1972年底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后成为澳大利亚首位驻华大使。目前他说澳大利亚已经“生活在中国的世界”，必须努力影响中国从而使之变得更好。
菲茨杰拉德16日在西悉尼大学发表2017年惠特拉姆演说时，将对澳大利亚与美国价值观及利益之间的分歧发表令人悲观的言论。他称特朗普时代“至少是自越战以来敲得最响的警钟，这要求我们对美国有清醒的认识”。
在强调“没人假装我们与中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同时，菲茨杰拉德说特朗普的价值观是“对我们价值观的冒犯，所以我们应该与之斗争到底”。
他说：“对澳大利亚而言，如果你不是早已认为我们应该在澳美联盟内有更强硬、更独立的关系，那么特朗普的上任无疑揭示了下述情况是多么危险：我们对美国的依赖；我们无条件参与美国在海外的纷争及战争；我们关于我们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一致、美国关心我们的错觉。”
他说，与中国的关系使澳大利亚得以影响这个崛起中的强国，所以中澳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更紧迫”。
菲茨杰拉德说，中国通过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向世界各地推出了开放经济和战略走廊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正改变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国际规则体系。
澳多名学者为何联名致信政府
3月27日澳洲刊发文章称，已有超过66名澳大利亚学者在一份致议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Parliamentary Join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的意见书上签字，请愿澳大利亚政府取消反海外干涉法(亦称反间谍法)。他们担忧，全新的反间谍法或会破坏澳大利亚的学术贡献。
文章摘编如下：
当地时间3月19日，已有包括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菲兹杰拉德(Stephen Fitzgerald)在内的逾30名学者，表达了对这份反海外间谍及影响力法案的担忧。在他们的联名信被提交至议会委员会后，陆续又有学者在信上签字。截至26日，已有66人参与这场签字运动。
据悉，签字的学者包括了全澳各地的学者和海外访问学者，其中有来自悉尼大学历史学院的高级讲师布罗菲(David Brophy)、墨尔本大学的马丁(Fran Marti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全国安全学院副教授克拉克(Michael Clarke)、悉尼科技大学(UTS)教授杰弗里斯(Elaine Jeffreys)等。
这些学者在联名信中表示：“我们担心，全新的立法将会把接收那些被视为有害于国家利益的信息视为犯罪行为，更不用说公共讨论了。尽管政府对记者进行了豁免，但这并不能缓解我们的担忧。我们害怕学者实现公共职能的自由将受到这些法律的威胁。”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和各领事馆的作用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澳大利亚政府。现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是孙芳安女士。孙芳安女士是于2011年8月上任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的副理是梅耕瑞先生。在大使缺任的情况下，他行使代办一职。梅耕瑞先生在大使馆的任命是公使。他是于2008年6月接任此职务的。孙芳安大使和她的同事负责处理一系列在华事务，包括政治、经济、商务、投资、文化、国防、开发合作等各方面的事务，其宗旨是促进澳大利亚对华关系中澳大利亚自身的利益。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同时还负责与护照、入境手续和签证有关的事务。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的工作可从其使命声明中反映出来。根据该声明，大使馆将寻求对中国的理解，同中国人民密切合作，以促进澳大利亚的自身利益。大使馆亦有责任努力促进澳中贸易和投资，实现贸易和投资的多样化；增进澳大利亚国内对中国的了解；帮助中国的发展，以实现其地区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建立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联系；以及帮助旅华的澳大利亚公民。除了北京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外，位于上海、广州和香港的澳大利亚总领事馆亦有权代表澳大利亚政府。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也在大连、青岛、西安、南京、杭州、武汉、宁波、成都、昆明和深圳设立了分机构。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的职责类似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它们都在努力寻求和促进澳大利亚在华的全面利益，包括澳大利亚的贸易和投资。总领事馆也负责向在中国责任区内旅居或访问的澳大利亚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北京的这些责任区包括：直辖市北京、直辖市天津、直辖市重庆、甘肃省、贵州省、河北省、黑龙江省、河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青海省、陕西省、山西省、四川省、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自治区。上海的责任区包括：直辖市上海、安徽省、湖北省、江苏省、江西省和浙江省。广州的责任区包括：广东省、海南省、福建省、云南省、湖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香港的责任区包括：香港和澳门。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的大使简介
孙芳安女士于2011年8月8日抵达北京，并于2011年8月16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阁下递交了国书。在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80年代末，孙芳安女士就任于澳大利亚驻香港总领事馆，并于1987年首次访问中国大陆。2001至2005年期间，孙芳安女士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台湾商工办事处主任。她曾两次在澳大利亚驻伦敦大使馆任职，包括2005至2008年间担任副馆长和1993至1997年间担任政治参赞。她曾于2009至2010年间先后担任外交部长办公厅主任和国防部长办公厅主任。孙芳安女士是北京中国澳大利亚商会的名誉代言人，澳大利亚中国校友会的代言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和澳大利亚中国商务理事会全国委员会成员。孙芳安女士已婚，有四个子女，并能讲汉语。
谁能详细说一下澳军在二战的作战历史
二战爆发时，澳大利亚虽没有作好参战准备，国民对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缺乏热情，但是大多数人仍支持政府的参战决定，认为英国是澳大利亚的母国，澳大利亚在战争中站在英国一边是天经地义的事。全国随即进入紧急动员，议会颁布《国家安全法》，授予政府有关处理战争事务的广泛权力。政府下令对１６—６５岁之间的公民进行人口调查，立即恢复强制军训制；对农牧产品、汇率、物价等实施政府管制；发布组建新的“澳大利亚帝国部队”（AIF）的计划，并在１１月将建成的第一个师（第６师）派往中东。相隔２１年之后，澳大利亚又一次投入了世界大战。在这次大战中，这个人口仅７２０余万的国家前后共动员了近１００万人参战，伤亡人数达９５５６７人，［（１２）］为战胜德国日本及其他侵略者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直接派军参战，在军事上取得了许多重大战果。 陆军直接参加了中东北非战场、东南亚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在战争初期，澳陆军第６、７、９师前往中东，先接受军训，１９４１年１月起先后投入战斗。在西部沙漠战役中，澳军第６师与英军连续攻占意大利军队据守的巴尔迪亚、托卜鲁克、班加西等城，共歼灭意军１０个师，相当于意陆军总兵力的１／６。同年３月，澳军转战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协助希腊军队抗击意大利的入侵。４月，德军第１２集团军绕过希军北部防线，发动迅猛的进攻。澳军被迫随英希军撤至克里特岛，抗击德军伞兵部队和登陆部队的进攻，与盟军一起歼灭了德军一个伞兵师。但因制空权、制海权尽被德军控制而撤回地中海南岸。澳军在这次行动中首遭重创，１５９５人陈亡，５１７４人被俘。［（１３）］６月，盟军发动叙利亚—黎巴嫩战役，澳军第７师沿海岸北上，７月８日攻下达穆尔，直抵贝鲁特近郊，迫使法国维希政权的部队在５天后接受停火。在北非沙漠，德意军在３月底开始反攻。４月１１日澳军第９师在托卜鲁克被包围。澳军官兵浴血奋战，击退德意军无数次进攻，坚持到１２月１０日盟军前来解围为止。托卜鲁克保卫战的胜利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使澳军赢得了声誉。在第二年１０月的阿拉曼战役中，澳军第９师打得更为出色。在另外两路进攻受阻的危急时刻，在右路担任主攻的澳９师拼命杀出一条血路，扭转了战局。遭到惨败的德军统帅隆美尔惊叹“（澳军）这一路就像一部粉碎机，碰上它的一切东西都会粉身碎骨”。［（１４）］１９４２年起，澳军３个师先后撤回太平洋战场。 在东南亚战场，澳军第８师参加了保卫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战斗。由于盟军内部存在矛盾，军心涣散，丧失海空保护，被日军第２５军击败。１９４２年２月新加坡陷落时，澳８师１５０００余名官兵均沦为日军的战俘。澳军另有一个旅据守缅甸东南部，亦被日军击败，退入印度。 在太平洋战场，日本将战火燃到澳大利亚的北大门。１９４２年９月，澳军在巴布亚的科科达山道战役中击败了向南进犯的１３０００名日军，粉碎了他们攻占莫尔兹比港进而渡海入侵澳本土的企图。随后，澳军第６、７师和美军一个团在澳军总司令托马斯·布莱梅上将的指挥下向北进攻，至１９４３年１消灭了盘踞在巴布亚北部沿海地区的日军，拉开了盟军反攻的序幕。巴布亚战役的胜利比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击败日军还早半个月。１９４３年４月，美军和澳军发动新几内亚战役，消灭大批日军有生力量。澳军还参加了攻占布干维尔岛、新不列颠岛的战斗。１９４５年５月１日，澳军在文莱的东海岸登陆，解放了大片地区。日本宣布投降后，澳军负责在文莱、荷属东印度的东部地区和澳大利亚海外属土接受日军的投降。 澳大利亚海军和空军也全力以赴投入各战区的战斗。海军在地中海和太平洋的历次重大海战运送兵员给养、支援陆军登陆和护船中起了重要作用，并付出惨重的代价。“悉尼号”巡洋舰在地中海击沉了意大利驱逐舰“埃斯佩罗号”和巡洋舰“巴托罗谬—克莱奥尼号”，后在澳西部近海与德国炮舰“考莫兰号”同归于尽，“悉尼号”上６４５名官兵全部战死。在其他的海战中，巡洋舰“珀思号”、“堪培拉号”和多艘驱逐舰亦被击沉。空军的作战范围更大，包括欧洲战场。大批澳空军人员还加入英国空军作战。战争期间，共有１０５６２名空军官兵阵亡，其中一半战死在欧洲。［（１５）］ 第二，作为盟军太平洋战场的大后方和反攻基地，为盟军调整战略部署和发动反攻提供了必要条件。 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迅速南下，盟国残部败退澳大利亚，并决定以此为基地调集兵力准备反攻。美军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十分重视澳大利亚的战略价值，他说：“从全面的战略观点来看，我相信太平洋进攻行动的最有利的路线应该是从澳大利亚出发经过新几内亚到棉兰老岛。”［（１６）］ 美军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２日开进澳东北部的布里斯班，到１９４３年９月，美军在布里斯班及以北的罗克汉普顿、敦斯维尔等地集结了１２万重兵。１９４２年３月１７日，麦克阿瑟来到澳大利亚，并把他的司令部设在墨尔本，７月迁至更靠近北方前线的布里斯班。不久，澳美军队发动巴布亚战役，拉开了盟军反攻的序幕。战争期间，约有１００万美军在澳大利亚驻扎训练、休整或调防。在瓜达尔卡纳尔作战的美军官兵在战斗结束后全部转到墨尔本休整，澳大利亚人的热情慷慨使这些经历过战火洗礼的美国军人感动不已。 第三，生产大量军火和其他军需品，为盟军提供了重要的后勤支援。 二战开始后，尤其是日本南侵以来，澳大利亚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支持盟军抗击侵略者。早在１９４０年７月，政府就设立军火局，任命钢铁业巨头埃辛顿·刘易斯为军火总监，使军火生产在短时期内出现较大发展，全国约有１０００家工厂制造军火。１９４３年时，有１５．６万名工人在军火生产第一线工作，行政管理人员为６０００人。所制造的产品包括炸 药、弹 药、枪 炮、装甲车、无线电设备和各种其他车辆等。为军火工业相配套的其他工业也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机床制造业、电气和光学仪器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得到建立和迅速发展。另外，为动员更多的人参加工作，调配人力资源，政府任命华莱士·沃思为人力调配总监。全国１６岁以上男女公民均登记在册，随时听候调遣。１９４３年６月，澳大利亚参军或参加工作的１４岁以上的男子达２５２９０００人，妇女为８４００００人。［（１７）］而且，政府还成立了战时工业组织局，负责管理民用生产，调查并监督资源使用。政府对一些重要的战争物资，如汽油等油料实行配给制供给，并限制电力和其他燃料的使用。对于澳大利亚在这方面作出的贡献，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整个战争中，澳大利亚的给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的陆、空部队比起其他战区来都是自给自足的。１９４２年下半年，他们需要的资源有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来自当地的产物。我给邻近的南太平洋战区运送了大量吨位的给养，超过美国运到我区来的补给。因而事实上西南太平洋并非美国负担，而是自给的。柯廷是这场光辉的澳大利亚战争胜利的主要动力。”［（１８）］在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根据《租借法》向澳大利亚提供了价值３亿多澳镑的货物和服务，而澳大利亚提供给美国的货物和服务远多于这个数额。［（１９）］ 第四，在外交方面加强盟国的团结，积极参与创建联合国的工作。在日本军队大举南下的危急时刻，澳大利亚决定改变在外交、国防上依靠英国的传统，加强与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关系。柯廷总理在１９４１年底发表的新年咨文中说：“我毫无保留地明确指出，澳大利亚指望着美国，但这对我们与联合王国的传统血肉关系丝毫没有损害。我们知道联合王国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知道不断存在的侵略威胁。我们知道力量分散的危险。但我们也知道澳大利亚可能垮掉而英国可以依然存在下去。因此我们要下决心不让澳大利亚垮掉，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来拟定一个以美国为基石的计划，它将使我们有信心坚持下去，直至战争的形势转变到对敌人不利的时刻。”［（２０）］澳美合作大大加强，澳政府主动要求美国将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设在澳大利亚，将澳军交给麦克阿瑟指挥，与美国组成“盟国供应委员会”，负责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的后勤补给。在与其他盟国的关系方面，澳大利亚政府１９４１年６月任命首任驻华公使，向中国运送军火。一些澳志愿人员来华参战。１９４２年１０月，澳大利亚与苏联建交，还给苏联运去大量羊皮。１９４４年１月，澳大利亚又与新西兰签订《澳新协定》，加强两国的合作和对南太平洋事务的影响力。
